对于植物人来说，继续治疗和放弃哪一个最有利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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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尼的大脑因出生时缺氧而遭受不可逆的颅脑损伤。出生后不久，丹尼就被送进重症监护室，接受“机械通气”。医生认为应该放弃治疗。

在一次在线公开听证会上，海登法官被告知丹尼的病情无法治愈或缓解，他将不再与外界进行任何“有意义的互动”。法院裁定，医生可以合法地断开丹尼与呼吸机的连接并停止提供治疗。

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。此前有报道称，英国一名新生儿米德兰出生前脐带脱落，引发严重并发症，最终因大脑缺氧而造成颅脑损伤。

曼彻斯特大学NHS基金会信托基金认为，米德兰继续接受治疗是有失尊严的，因为他无法自行呼吸，必须使用呼吸机。该组织的律师还认为，医院已做出三项诊断，确认患者脑死亡。

最终，高等法院法官裁定米德兰脑死亡，曼彻斯特圣玛丽医院的医生可以合法停止治疗。但米德兰的父母不服这一结果，提出上诉。

2020年2月14日，法院驳回家长的请求，维持原判。米德兰的父亲称这一判决“可怕”，并表示：“他们并不能百分百确定米德兰已经死了。我看到他的眼睛仍在转动，而且还在成长。”

但包括家庭部门首席法官安德鲁·麦克法兰爵士在内的三名法官一致认为，米德兰的父母没有证据表明孩子还活着。

法律保护患者的最大利益

在英国，长期意识障碍（PDOC）患者停止治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3年。

那一年，上议院宣布断开托尼·布兰德的生命维持设备是合法的。据悉，布兰德是1989年希尔斯堡足球场惨案的遇难者之一，自遇难以来他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（VS）。他也是英国法律史上第一例允许撤回包括临床辅助营养和水化（CANH）和呼吸机在内的设备，并因此死亡的案例。

1993年以来，类似案件已经发生多起。英国长期以来的做法是将案件提交法院，由法院决定是否可以合法断开患者的生命支持系统。此类患者包括处于持续植物人状态（PVS）和最低意识状态（MCS）的患者。

2005年，英国颁布了《意思能力法》（心智能力法案，MCA），为评估个人做出独立决策的能力提供了法律框架。此外，马华还授权其他人为缺乏行为能力的人做出决定，但该决定必须符合当事人的最大利益。同时引入了《实践守则》（实践守则）以提供指导并进行最佳利益评估。

自MCA颁布以来，几乎每年都会向保护法院（Court of Protection）提交两起案件，要求法院就是否撤销MCS患者的临终关怀做出最终判决。

如果患者在意识丧失前签署了一份详细、明确的“是否放弃治疗预决定表”，那么后续的治疗将充分尊重患者自己的意见。

但如果不填写，如果患者家属之间，或者家属与医生之间存在分歧，则会向法院提出申请。由于此类诉讼耗时且费用高昂，过去27年里只有约100起申请。

是否停止治疗涉及医学、伦理道德

在中国，植物人还是脑死亡患者是否要维持治疗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。

宁波妇女儿童医院小儿外科临床医学博士、主治医师赵俊峰告诉健康界，目前国内没有相关法律规定允许医务人员主动选择停止治疗患者，包括处于植物人状态的人。国内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患者及其家属手中。

“如果家属不放弃治疗，那么医护人员就没有权利拒绝治疗。从医学角度来看，昏迷患者放弃治疗的前提是脑死亡。但如果家属继续要求生命支持，国内医护人员不能放弃或拒绝治疗。”他说。

在赵俊峰看来，无论从医学、伦理还是道德角度来看，停止治疗脑死亡患者都是合理的。

赵俊峰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小儿外科临床医学博士、主治医师

1.从医学角度来说，建议放弃维持治疗。

在中国，放弃治疗的条件比英国更严格。赵俊峰解释说，重型颅脑损伤的新生儿并不等同于昏迷或脑死亡的患者，因为重型颅脑损伤的病例还可以进一步造成植物人状态，通过治疗也可以实现一些功能残存。他认为，严重颅脑损伤的儿童通过治疗仍有独立生存的机会。因此，即使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，从医生的角度来看，也应该积极治疗。

但对于脑死亡的孩子，虽然剩余器官可以通过外部生命支持进行正常的代谢活动，但从医生的角度来看，他建议放弃维持治疗。

“长期生命支持消耗的不仅是医疗资源，还有家庭的经济负担、医疗保险的负担以及家属的精神负担，这些都需要考虑。”他说。

“关心不杀戮”运动的组织者彼得·桑德斯博士承认，经济压力可能会迫使家庭同意停止治疗。

“照顾一名永久性植物人状态或MCS 患者每年的费用约为10 万英镑。如果大多数家庭选择停止治疗，NHS 每年最多可以节省24 亿英镑。”他说。

2. 从伦理角度来看，继续治疗没有意义。

在赵俊峰看来，患者虽然还保持着重要的代谢活动，但已经失去了知觉。这意味着患者已经脱离了社会，失去了“人性”的属性和意义。因此，不值得继续维持治疗。

“亲情、友情、爱情都需要沟通和奉献来维系。‘失去知觉’意味着这些纽带不再存在，尽管亲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走出失去的阴影，”他说，“作为一个儿童外科医生，我的观点是疾病的治愈趋势，如果孩子脑死亡，不建议继续治疗。”

3、从道德角度看，单方面长期生命支持是不道德的。

赵俊峰认为，“别人的意愿并不代表患者自己的想法，当你失去意识、没有任何想法的时候，我认为单方面提供长期生命支持是不道德的。”

他进一步解释，当他选择停止治疗时，其他人可能会反对甚至批评他。然而，尊重有思想的生命，远比尊重“行尸走肉”更值得我们追求。正如一些国家已经立法安乐死一样，让生命有尊严地结束对于患者及其亲属来说可能更为实际。

此外，赵俊峰表示，是否放弃治疗应由医生、患者家属、相关社会机构、伦理专家、政府法律部门等多个部门共同讨论。

“国内开展这项工作，还缺乏一些社会基础，比如民众的基本医疗认识、法律道德合规性、能够独立评估的社会专业机构等，”他说。

参考：

1.《每日邮报》: 法官裁定，一名18岁母亲在他出生当天就去世了，他不知道自己遭受了不可逆转的脑损伤，应该允许他死亡

2. BBC: 婴儿出生于母亲因生命支持停止而死亡的那一天

4. 《卫报》: 脑损伤婴儿的父母失去生命支持的法律斗争

5. Guardian: QA: 生命支持法